1927年12月17日的汉口，天黑得特别早。刚过下午五点，日租界中街42号的巷弄里已经没什么行人了，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一样。李书城的公馆里，暖黄色的灯光把客厅照得很亮。屋子里只有两个人，李汉俊和他的客人正在下棋。棋子拍在棋盘上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在这个乱世里显得很不真实。
李汉俊穿着一身宽松的睡衣，脚上趿拉着一双布拖鞋，手里捏着一枚棋子，正盯着棋盘上的局势发呆。他的棋风和他的人一样，理论扎实，但有时候过于讲究布局，反而容易被对手在乱战中钻了空子。
门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踹开的。
她肚子已经很大了，离预产期只剩二十多天，人本来就笨重，这一吓，整个人僵在椅子上，脸色煞白。她看着丈夫被两个壮汉从椅子上架起来，像架着一只待宰的鸡。
李汉俊没挣扎，甚至连睡衣的扣子都没来得及扣好。他被推搡着往外走，脚上的拖鞋在地板上拖沓拖沓地响。
陈静珠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她扶着桌子站起来，声音都在抖，冲着丈夫的背影喊了一句：“换双鞋吧，外面冷。”
李汉俊回过头，在那一瞬间，他的表情居然很平静。他冲着妻子摆了摆手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屋子里听得很清楚：“没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这也是留给陈静珠的最后一句话。
当天晚上九点，汉口的空场上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响，打破了冬夜的死寂。李汉俊和另外一个人——詹大悲，倒在了血泊里。那一年，李汉俊三十七岁，正是一个男人最年富力强的时候。
如果不是在街上看到卫戍司令部贴出来的告示，陈静珠可能还沉浸在丈夫消失的惊恐中。那张纸被浆糊刷在墙上，边角还没干透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“共党要犯李汉俊一名，已经处决。”她觉得天旋地转，如果不是扶着墙，她当时就能栽倒在泥地里。
肚子里的孩子还有二十五天才出生，而孩子的父亲，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，甚至连个收尸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儿。
陈静珠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，那会儿才二十六岁，肚子里还揣着小女儿。没有哭闹，当晚收拾东西，背起两岁的小女儿，牵着五岁的闺女，拽着八岁的儿子，连夜搭船往鄂西山里跑。没有去苏区，也没有投亲戚，专挑地图上没名字的坳子落脚。
大儿子李声簧后来去了武大，37年入党，干地下工作，常年不回家；大女儿李声馥学护理，抗战时在省立医院抬担架、包伤口，一辈子没升过职，就守着一张病床；最小的李声䭲，生下来就没见过爹，却考上了武大化学系，后来把父亲留下的老房子捐了，把退休金捐了，连看病攒的积蓄也捐了，全给了武大的贫困生。
他们家前后九个人在武大念书或教书。不是碰巧。陈静珠逃难最后选在武汉落脚，就是冲着武昌高师去的——那是李汉俊当年教书的地方。她不识字，可记得他常念的几句话，就一遍遍讲给孩子听。讲多了，孩子自己就去查，就去问今日配资，就去武大报到。李声䭲的儿子黄健成了武大教授，她的侄孙女去年也考进武大物理系。老房子捐了之后，墙上还留着块褪色的蓝布，是李汉俊当年穿过的睡衣剪下来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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